近日，《半月谈》一项关于乌蒙山区某县“穷财政富养人”的调研引发讨论。报道称，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持续扩增，给县级财政带来沉重负担。该县当年保工资预算总支出为26.3亿元，其中在职人员20亿元，离退休人员1.7亿元，临聘人员4.6亿元。临聘人员总工资预算小于在职人员总工资预算的四分之一，但数量是后者的1.8倍。而临聘人员总工资预算，超过了该县的税收收入，只能用转移支付资金“腾挪”使用。专家指出，要鼓励基层多方式解决用人需求，防止一些部门大包大揽带来临聘人员“能进不能出”的问题。

　　乍看此事，临聘人员比在职人员还多，支出超过全县税收收入，确实令人“心惊”。但是，如果深入研究，可以发现类似情况并非个例，很多临聘岗位都有政策依据和实际事务需要。产生类似“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由事务和政策要求决定的，并不是基层简单“拍脑袋”的结果。控制临聘人员的数量、进出渠道，需要更高层级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倾斜。

　　该报道中的A县，处于原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应当属于原贫困县，在“摘帽”后称为“欠发达县”。在一些地域更广、人口更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任务更重的原贫困县，临聘人员会更多一些。如果将视线及于发达地区，这一情况也是普遍现象，只是临聘人员更加规范，更多采取政府社会购买服务方式解决，临聘人员的工资比欠发达地区要高得多。

　　为更清晰地了解相关情况，笔者近日访问了同处乌蒙山片区的某县一个乡镇。该乡有近两万的户籍人口，面积300多平方公里，共13个村，在这一片区内属于“大乡”范畴。该乡有大量临聘人员(村组干部除外)，采取“两年期(按月发工资，两年一换)”和“三月期(每年发3个月工资)”两种模式，其中“两年期”临聘人员超过150人，“三月期”临聘人员超过500人。岗位涉及保洁员、护林协管员、水利巡管员、残疾人公益岗位、脱贫开发性岗位等，每月发放工资分550元和650元两档。

　　可以看出，无论是A县每月每人平均1000元出头的预算，还是笔者调查的该乡每月每人五六百元的工资，都远远低于当地规定的劳动者最低工资水平(乌蒙山片区所在市州最新最低工资标准均在2000元左右，最低的也超过了1600元)。说明这一点，对欠发达地区所谓“临聘人员”的性质有非常重要的认识作用。

　　欠发达地区农村临聘人员，不同于我们常规理解的“工作人员”，而是政府社会购买服务的一种变通方式——聘用人员完成一定工作量或者一定时间的责任承担，发放与工作量相适应的报酬。这些岗位设置大多是与上级政策要求相匹配的结果，属于“保民生”的内容之一，工作也都由当地村民承担，许多临聘人员都是劳动能力不足的特殊群体。因此，简单地比较临聘人员与正式人员的收入差异、数量比例，容易模糊两种人员的工作量与工作性质。

　　有专家认为，临聘人员多于正式人员，编制未能满编运行、编制太少是重要甚至主要原因。但是，编制不可能无限扩张，而一些简单的社会公共服务其实是需要用人来“堆”的工作，涉及山区，这一需要就更加突出。至于报道提到的医院聘用人员、机关打字员等则与基层“临聘人员”是完全不同的性质，这部分人的管理与编制的矛盾关系，属于另一个层面。

　　基于上述因素，欠发达地区基层财政供养“临聘人员”并非“穷财政富养人”。首先，无论是正式人员还是临聘人员，其工资水平并不高，更不“富”；其次，“穷财政”也是国家财政体系中的一部分，由于地区发展差异，部分地区不可能“养活自己”，但给人民群众的公共服务必须跟上，转移支付体系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最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山区限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地域特殊性，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面缺少规范的组织机构介入，只能用一些“土办法”解决相关问题。上级有关部门应当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设计，为基层更好地落实政策和任务提供保障。

　　廖德凯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