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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29 1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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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基于对人类文明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作出的科学判断。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脉”与“根脉”,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石。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在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等不同维度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观念,并在建构具有民族担当、历史自觉和人类价值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呈现为主体文明、共享文明、生态文明、天下文明等四个向度。

  全面发展的主体文明

  文明归根结底是人的文明,文明的发展程度与人本身的发展程度具有历史一致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其首要意义上,是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在新的文明实践中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西方现代文明甫一展开,充当“真正的历史主体”的就不是“人本身”,而是“能动的”资本。资本具有了“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丧失了“独立性和个性”,人的命运总是受到资本的抽象支配。这种现代文明,被恩格斯视为“隐蔽的奴隶制”或“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在此境遇中,人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只是“能动的”资本的一个客体性存在。一方面,资本主义把人类的物质文明变成了物欲的狂欢,“物化”“物象化”“拜物教”等概念表征了现代人异化的生存样态;另一方面,“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资本主义文明虽然构成了现代文明最初的甚至是普遍性的形态,但并不构成最终的、整体态势的命运,需要被人类所扬弃。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变迁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古代社会——人对自然的完全依赖阶段;现代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未来社会——“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始终充沛着对“学以成人”“君子人格”“内圣外王”等完整人格的追求。习近平同志曾在《之江新语》中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这一论述,是对主体文明观念具体而深刻的表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上,建构并谱写现代文明,并在实际的文明成果中赋予人以真正的历史主体地位。这一全面发展的主体文明,其核心要义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状态下人的异化生存样态,使人从压抑性单向度的人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人民本位的共享文明

  人不是孤立的个体存在,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文明的进步不仅仅通过人本身来体现,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表征。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不同的文明发展程度。

  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虽然超越了自然经济或农业文明中的相互依赖状态,但却形成了“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其原因在于,“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由于“物”本身的中介而疏离、陌生了,而且更加呈现出一种“非人”的关系。作为“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的资本权力,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权力”,更是一种“政治权力”。资本的这一支配性权力,最终造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和剥削,使得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物质文明成果为少数人所垄断。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理念、政治模式、制度设计以及整个社会运行,都是以资产阶级能够获得利润为原则,并最终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西方民主制度核心要素的议会,其本质上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这一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可见,资本主义文明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私享文明。

  基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未来社会要“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改变财产的社会性质,让资本“失掉它的阶级性质”。与此相契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大同”“小康”“和合”等理念和构想,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而鲜明的价值目标和文化追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和构建,之所以能够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共享文明。而共享文明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对抗性关系,而是平等和谐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我们党重视规范和约束资本的逐利本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注重教育引导资本主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信用信义、重社会责任;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与此同时,我们党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民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实践中,无论是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还是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无论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念的确立还是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无不彰显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特征。

  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自然界的边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存在论限度。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对抗性关系,而生态文明则彰显着一种全新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观念。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带来文明的机能失调。资本主义文明下,人与自然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资本主义文明在将自然祛魅的同时,“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把自然降低为被征服、被物化的对象。建立于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之所以不可持续,就是因为其经济增长是以掠夺自然、破坏自然为代价的,而“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质变换关系,人应通过劳动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恩格斯强调,“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立足这些理论资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转变,即超越那种把自然作为被压榨、被掠夺的对象的观念,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扭转为和谐共生的关系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并不和工业文明或经济增长从根本上相对立,它只是和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增长主义相对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也不是消极地顺应自然,而是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实现生态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在此意义上,“和谐共生”是人与自然的积极和解,不仅是一种共处方式,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方面,通过产业生态化,提高生态经济效率,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在创造金山银山时保护好绿水青山;另一方面,通过生态产业化,使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经济价值,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融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中,致力于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协和万邦的天下文明

  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以资本主义文明为标志的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西方中心论”的自我优越意识,最终导致文明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这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方面体现为“中心—边缘”的一元现代性模式。

  马克思所批判的“虚幻的”共同体正是这样: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共同体。“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资本以它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世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这种创造方式却是极其不平等的“从属”关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国与国之间的“从属”关系,凸显出现代政治解放的未竟之处,更反映了文明时代的政治野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念。我们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侵略、欺负他人,不会称王称霸。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兼爱非攻”“以和为贵”“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等思想,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集中展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

  由此可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明的内涵上就是主张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相互依存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结构性超越,即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超越“中心—边缘”模式,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命运与共是对“文明冲突论”的系统性批判,即在文明交流中加深对不同文明间差异的认识,承认各民族国家文明的独特性,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从全人类共同福祉出发,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合作共赢是对“国强必霸论”的总体性解构,即坚持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力求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当代中国关于文明的“自我主张”和“自我创造”,它变革并定向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航道,必将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彰显世界历史意义。

  (作者:王庆丰,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编辑:刘欢】

刘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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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世界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以法治之力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用法治方式更好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促进国际法治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以来,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快速推进,但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相比,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相比,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从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紧跟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遵循法治规律、坚持系统观念,以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为着力点推进涉外法治工作,不断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

  以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回顾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进程不难发现,涉外法治与国际政治是密切相关的。在国际交往和涉外法治发展实践中,各国都将维护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应当遵循法治规律,反映我国对国际秩序和法律规则的认识和要求,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导向体现到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

  以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导向,首先,要求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必须与维护主权独立、主权平等的需要相契合,遵循国际法上的主权原则,既捍卫自身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又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在涉外法律事务中尊重他国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实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其次,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必须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全面提升依法维护开放安全能力,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治保障。最后,维护发展利益要求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对一些国家妄图剥夺我国发展权利的行为采取有效法律反制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发展权利。

  新时代,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我国市场更加紧密、更加广泛地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同时,随着中国企业纷纷出海投资,我国在海外拥有越来越多的资产,海外利益遍布全球,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随之而来的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面临的风险挑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比如,一些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各种借口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安全稳定。实践证明,保护我国海外利益,除了要运用好政治和外交手段,还要根据实际需要强化法治支撑。当前,与国内法治建设取得重要成就相比,涉外法治建设还存在一些相对薄弱的环节:有些涉外法律法规比较原则、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涉外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备;涉外执法协调机制运行不畅、效能不高,涉外司法国际公信力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相称;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储备不足,等等。从实际情况看,我国涉外法治建设还不能充分满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需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

  坚持系统观念,实现整体性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涉外法治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系统工程。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加强顶层设计,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

  统筹急用先行与长远谋划,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新时代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加强涉外立法放在重要位置,取得丰硕成果。现有涉外立法涵盖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多个法律部门,涉及外交、经贸、司法等多方面内容,构成了我国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骨干。其中,既有“大块头”的基础性法律,如对外关系法、外商投资法等;也有“小切口”的法律,如反外国制裁法。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提升涉外立法的体系性、协调性。既要坚持急用先行,又要着眼长远谋划,兼顾立法的应急性和系统性,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涉外执法司法提供充分法律依据。

  统筹国际执法合作与国内执法协同,加强联动提升涉外执法效能。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提升涉外执法效能、确保涉外立法有效实施,是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这离不开高水平的国际执法合作与高效率的国内执法协同。我国已经在多个领域与一些国家签署了执法合作方面的条约、协定。面向未来,要坚持把拓展国际执法合作纳入双边多边关系建设的重要议题,既拓展已有国际执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完善合作机制;又在新领域发力,积极参与或主导建立新的多边合作机制,为国际法规则制定、建立新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此外,还要加强国内各部门涉外执法的统筹协调,建立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工作机制,实现常态化运转。要明确执法依据、执法流程、执法标准,细化调查取证、告知、听证、执法争议协调等方面的规则,确保涉外执法公平正义。

  统筹审判程序标准化与国际司法合作,全面提升涉外司法国际公信力。近年来,人民法院通过加强国际商事法庭建设,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出台司法服务政策,推进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建设等举措,推动我国涉外司法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不断提升。新时代,涉外司法要满足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与国际法治竞争的新要求,坚持平等保护原则,正确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以程序公正保障实体裁判公正,进一步增强涉外司法的国际公信力。为此,需要加强审判流程标准化建设,明确涉外案件从立案到结案归档各节点的工作要点、时限要求、流程标准和文书样式等,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实现对已完成事项的全程留痕、待完成事项的提示催办、将到期事项的定时提醒、有瑕疵事项的实时预警、违规事项的及时冻结等自动化辅助功能。同时,要进一步提高国际司法合作水平,升级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加大海外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完善我国司法协助体制机制,推进引渡、遣返犯罪嫌疑人和被判刑人移管等司法协助领域的国际合作。

  统筹律师行业发展与仲裁制度完善,整体提高涉外法律服务水平。涉外法律服务涉及律师、仲裁、公证、调解、司法鉴定、法律查明、法律援助等多个领域。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涉外法律服务就应该跟进到哪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涉外法律服务有了长足发展,但在国际法律服务市场中的占比还不高、影响还不大。有效维护我国当事人合法权益,需要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海外利益密集、涉外法律问题较多的地区为重点,采取切实措施支持国内律师事务所以设立境外分支机构、海外并购联营等方式开拓国际法律服务市场。扎实推进已经启动的仲裁法修订工作,推动我国仲裁机构与其他国家仲裁机构合作建立联合仲裁机制,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能够提高涉外仲裁制度开放性的仲裁制度,为提高我国涉外法律服务水平提供制度支撑。

  统筹涉外法治研究与传播,积极阐释中国特色涉外法治理念、主张和成功实践。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要求硬实力和软实力兼顾,不仅在实践上发挥作用,也要在理论层面不断深化研究、扩大影响。近年来,我国涉外法治研究取得显著进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问题不断深入、研究内容不断更新,在维护国家安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进一步加强涉外法治理论和实践前沿课题研究,构建中国特色、融通中外的涉外法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提出更多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涉外法治理论。同时,要做好国际传播,不断扩大我国涉外法治理论和实践的国际影响力。比如,中国与有关国家共同发起建立国际调解院,致力于以和平方式处理分歧,以对话协商解决争端,以互利互惠摒弃零和博弈,回应了国际社会对和平安全、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强烈诉求。我们要讲好这样的新时代中国法治故事,使我国涉外法治建设赢得国际社会更广泛的理解和认同。

  (作者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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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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